泉城忆
石英
回忆，仅仅是回忆吗？仅仅是过往某种生活影象的复制吗？
不，它有着本能的筛选。有的沉淀，有的浮涌；不忘旧事，推出新意；固然也有苦涩，但大都与美好的感受相连。
泉城就是这样常引起我深深的怀念。
五十年代，我在济南度过了难忘的七年时光。从当时国家形势说，是刚刚解放百废俱兴的经济恢复阶段；从个人来说，是由一个少年成长为青年的转折时期。一情一景、一人一事、一鳞一爪至今想来都历历在目。但我偏爱记叙二三件小事。怪吗？
大观园的灯光
我们机要部门当时是实行二人以上通行制的。现在看来也许很别扭，但当时我们谁也没怨尤。尽管上街闲逛的机会不多，却唯对大观园非常熟悉，尤其是园内那通夜不灭的灯光，至今还溶在我的心底。
我们日夜都在工作，有时晚饭后干了几个小时，电报的势头稍有松缓，只要我们这些“大孩子”中的长者老徐大胆提议，我们三五个人便异口同声地响应，于是便穿破夜色走出军区机关的大门。
那时的大观园，一进南门口就灯火辉煌，琳琅满目，橘子象身披金甲的将军把守在大门两侧，灿黄灿黄的，反映着灯光。只不过那时一般人的购买力并不怎么强，所以总是垛得高高的。进得门去，两边全是各色各样的店铺，八九点了，还在照常买卖。我没有细数那些店铺(也数不过来)，大约要以数百计吧。
从南门说，左首是大观电影院，右首是大众剧场。我们那时看电影多半是在大观影院，不仅因为路近，也因为它在大观园里，有一种格外热烈的氛围，这是我们不言而喻的心理。同时因为这里灯火辉煌，对于做我们这种工作的人来说，行动也比较安全。
在大观园，有时我们看完电影，如果肚子饿得紧，还可在夜宵小吃店吃碗“米粉”，几分钟就可以解决问题。个别星期天工作不多，我偶而也和小伙伴一起到这里的大众剧场看场京戏，我印象最深的是《三打祝家庄》。看完了戏，还可就便在大观园后身小饺子铺里吃盘“扁食”或去大众剧场后面的“狗不理包子铺”吃包子。
大观园的灯光映衬着五十年代初期的社会面貌，也反映着我们热血少年的纯洁心地。它留给人们的光色是美好的，虽然也许过于纯朴，然而非常充实。
工作不分昼夜
进入五十年代的前三年，正是轰轰烈烈的土改、镇反、抗美援朝三大运动高潮期，党、政、军、公安系统的电报沓来纷去。每天，从一睁眼睛干上去，一直到深夜；刚刚把一轮工作处理完毕，回到宿舍，一沾床铺就进入睡乡；也许只睡了一两小时甚或半小时，就有人来拍脑袋了：“喂，起来吧，来(电)报了！”
这第二轮工作，一般都要干到朝阳临窗、灯火倏熄之时，但往往又接上了次日的电报洪流，因此，竟常常忘记了准确的日子，只有在填写收发报时间时，才蓦地问起：“今天是几号？几点了？”
可是，大家都觉得这是正常的、应当的，是党的需要，人民的需要，心底的充实感和幸福感便由此而生。
济南那几年冬天忒冷，雪下得既频且厚，我们宿舍那个小小的天井院经常被装点成银色的“小盒”。屋子里既没有炉子，更谈不上暖气，加上夜里随时都准备通讯员来送电报，门经常不关。风雪毫无阻挡叫啸着往里硬灌，脸盆里的水都瑟缩着，变成了冰疙瘩。我们常常从睡梦中被冻醒了。我有个爱转腿肚子的毛病，一抽了筋半天不能复原，勉强扭过来还有后遗症。也难怪，薄板床上只有一个草褥子，上面铺一层床单，发的一条蓝粗布面的被子又短又窄，两边掖不住，顾头顾不了脚。
我们的刘股长有时来查铺，一抄铺底下，不由得皱起浓眉，摇摇头说：“这家伙，真能吃苦！”
这就够了，我听了已经得到很大安慰：领导同志给了这样的评价就是一种褒奖，我从没想再要求什么。
大约是一九五一年早春，镇反运动刚刚开展，一个内好在晚会上刺杀了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同志。我当时正担任惠民台的通报任务，深夜，张科长亲自把我唤醒，交给我一份上级“指人译”的电报稿，要我立时发往惠民地委和军分区，通知在几个钟头前发生的事件及对有关事项的布置。
我马上奔向办公室，以最快的速度把任务完成了。“指人译”，通常是要由科处长亲自译的，而领导上交付给我了，我感到这是组织上对我最大的信任。看了电报的内容，我心中交织着对内奸叛徒的忿恨，对首长被害的痛惜。我忘记了疲劳，不分昼夜地工作。
这就是那个年代里年轻战士的是非观和荣辱观。它是真诚的。
珍珠泉微波
一九五二年九月，在珍珠泉召开了山东省团代表大会。在会上，表彰了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模范团员。我作为机关代表，参加了大会。
在那些日子里，我心里一直觉得很不安。大会间隙，我倚立在栏杆上，俯视着珍珠泉中那汩汩上涌的永不断线的珠泡，我觉得自己不过是这中间的一个水珠而已，充其量只是闪露出一点微光。重要的是不应满足于做这瞬息即逝的水泡，而应做一颗坚实的真珠，即使沉落下去，也不会黯然失色。
大会结束后回到工作岗位上，我便明显感到身体不大舒服，低烧、疲惫，以至吐血了。我们的孙科长发现我气色不对，便关心地问我：“你怎么啦？腮那么红？”
“没什么，我……”我吞吞吐吐地，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，但我不愿让领导上知道我吐血了。我朦胧知道：咯血，是肺病的象征，如果暴露了病情，领导上肯定要叫我去休养，我怎能中途退下阵来呢？
然而，X光的显影是不容置辩的，我被判定患了浸润性肺结核，医生的珍断书是严肃的：全休三个月，复查。
也只好如此。当我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宿舍时，孙科长追上了我，把一份空白的入党志愿书递给了我，要我马上填表。我愣住了，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！我庆幸自己并不空虚，我在继续填写自己的历史；我没有走下战场，而是作为党的队伍中的一名新兵，惊喜而惶悚地开始了新的征程。
在短期的养病期间，我也并未完全闲着。我读了不少政治、历史和文学书籍。我发现自己在中断数年之后，对文学的兴趣丝毫也未减弱。没想到养病成了我日后踏上文学道路的奠基阶段。
我试探地拿起了也算是文学的笔……
我对泉城的回忆，是在重温一支心底的歌。它的音符是青春与赤诚、奋发与献身！
(选自《海鸥》一九八三年十二期)
石英，当代作家，原名王恒基。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八日生，山东黄县人。五十年代曾在济南工作。随后毕业于南开大学，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和多种形式的文学创作。从六十年代至今已出版许多部作品，其中有长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和传记文学等。现任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兼《散文》月刊主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