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也频在济南
丁玲
“红黑出版处”本是一个很浪漫的冒险行为，后来不能继续下去，更留给我们一笔不小数目的债务。也频为着还债，不得不一人去济南省立高中教书。一个多月以后，等我到济南时，也频完全变了一个人。我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被那么多的同学拥戴着。天一亮，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，到夜深还有人不让他睡觉。他是高中最激烈的人物，他成天宣传马克思主义，宣传唯物史观，宣传鲁迅与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，宣传普罗文学。我看见那样年轻的他，被群众所包围所信仰，而他却是那样地稳重、自信、坚定，侃侃而谈，我说不出地欣喜。我问他：“你都懂得吗？”他答道：“为什么不懂得？我觉得要懂得马克思也很简单，首先是要你相信他，同他站在一个立场。”我不相信他的话，我觉得他很有味道。当时我的确是不懂得他的，一直到许久的后来，我才明白他的话，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一下就能这样，这的确同他的出身、他的生活、他的品格有很大的关系。
后来他参加到学校里的一些斗争。他明白了一些教育界的黑幕，这没有使他消极，他更成天和学生们在一起。有些同学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文学研究会，参加的有四五百人，已经不是文学的活动，简直是政治的活动，使校长、训育主任都不得不出席，不得不说普罗文学了。我记得那是五月四日，全学校都轰动起来了。一群群学生到我们家里来。大家兴奋得无可形容。晚上，也频和我又谈到这事，同他一道去济南教书的董每戡也在一道。我们已经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依靠着我的经验，我说一定要找济南的共产党，取得协助，否则，我们会失败的。但济南的党怎样去找呢？究竟我们下学期要不要留在这里，都成问题。也频特别着急，他觉得他已经带上这样一个大队伍，他需要更有计划。他提议他到上海去找党，由上海的关系来找济南的党，请他们派人来领导，因为我们总是不会长期留在济南，我们都很想回上海。我和董每戡不赞成，正谈得很紧张时，校长张默生来找也频了。张走后，也频告诉我们道：“真凑巧，我正要去上海，他们也很同意，且送了路费。”我们不信，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，是二百元。也频说：“但是，我不想去了。我要留在这里看看。”我们还不能十分懂，也频才详细地告诉我们，说省政府已经通缉也频了，说第二天就来捉人，要抓的还有楚图南和学生会主席。何思源(教育厅长)透露了这个消息，所以校长甘冒风险，特为送了路费来，要他们事先逃走。看来这是好意，但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，三个人都没有什么经验，也不懂什么惧怕。也频的意见是不走，或者过几天走，他愿意明白一个究竟，更重要的是他舍不得那起同学，他要向他们说明，要勉励他们。我那时也以为也频不是共产党员，又没做有什么秘密组织工作，只宣传普罗文学难道有罪吗？后来还是学校里的另一个教员董秋芳来了，他劝我们走。董秋芳在同事之中是比较与我们靠近的，他自然多懂些世故。经过很久，才决定了，也频很难受地只身搭夜车去青岛。当我第二天也赶到时，知道楚图南和那学生会主席也都到了青岛，那年轻学生并跟着我们一同到了上海。
(摘自《一个真正的人》)
丁玲，现代著名女作家。原名蒋冰之，丁冰之。1900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临澧，长于常德。幼年丧父，受具有民主思想的母亲的熏陶，很早具有反封建思想。1921年到上海后，受到党的影响和教育，从二十年代后期发表作品，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第二年任左联党组书记，后到解放区担任多项职务。建国后，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，《文艺报》《人民文学》主编，并主持中央文学研究所。一生著作十分丰富，在国内外颇有影响。其中，以土改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》，荣获1951年斯大林奖金二等奖。
